薛兆丰

针对同学们讨论比较热烈的三个问题，我把前两天零散的回答，在这里汇总一下，给你加份餐。

第一，关于菜农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的重点，在于理解什么时候是沿着需求曲线滑动，什么时候是需求曲线发生移动。菜价变化对一般人的影响，只是使他们在不变的需求曲线上滑动，而对菜农的影响，则是使他的需求曲线发生了移动。

我在讲课内容里提到，关于是否存在 “除了价格以外，别的因素都不变” 的情况，经济学家们展开了很多讨论。因为较真地说，一旦价格发生变化，多多少少会影响其他因素，尤其是需求者的收入状况等。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必要讨论，是因为如果是前者，我们就按需求曲线滑动来处理，如果是后者，就按需求曲线移动来处理。

这道题，关键是菜农的身份特殊。菜价变化，对其他人的需求曲线一般没有影响，所以应该按滑动来处理，但菜农刚好就是卖菜的，所以他得按移动来处理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（包括菜农的产量也没有变化），但菜价上升了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（比如可能是素食更流行了），这会使得菜农的收入增加了。一旦收入发生了变化，他的需求曲线就移动了。

当然，我们还暗含一个课上没有提到的概念，就是蔬菜是正常商品（normal good，它指越富裕消费得越多的商品），而不是穷人商品（inferior good，它指越贫穷消费得越多的商品）。所以当菜农富裕一点后，他的需求曲线往右移动，即不管在菜价处于哪个位置，他都比以前消费得更多一点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作出相反的假设，说菜是穷人商品，越有钱的人就越不吃菜了，那菜农的需求曲线就向左移动。到底向哪移动是次要的，这个问题的理解要点，是菜农的需求曲线，会因为菜价的变化而移动，但其他一般老百姓则是滑动。

第二，关于需求决定价格，以及价格决定需求量的问题。在讲成本的时候，我们说原材料的价格由需求决定，意思是说，社会的整体需求，决定商品的价格，比如说房价，比方说钻石的价格。有消费者争抢最终消费品，其原材料才有价。这是整个社会里每个人对原材料价格的作用。而与此对照，当商人给最终商品标价后，价格又决定每一个人的需求曲线上的需求量。请注意区分需求和需求量这两个概念。

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享受酒店的服务，这使得土地价格、建材价格、家具价格都变贵了。酒店修好后，酒店老板给每个房间标价，接着我查看我对酒店的需求曲线，我发现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（在不变的需求曲线上滑动），我的需求量应该是每年住2个晚上。如果我变富裕了，我对酒店的需求曲线就往右移动（注意是需求曲线的移动），在同样的价格上，我的需求量变成了3个晚上。

第三，关于强者和弱者的差距是否会无限拉大。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而且不是一次问答，就能让大家转过弯来的，所以我先提出来，大家可以有比较长时间的讨论。后面，当我们讲到比较优势原理、边际收益递减原理（专门一讲）、收入的决定因素，以及基尼系数和收入再分配等内容的时候，会一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。

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所依据的原理，是边际和边际收益递减的概念。任何一种禀赋，它的边际收益总是会有下降的时候的。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上升的时候，而是说它迟早是要下降的。要看到它下降的时候，就要把时间和空间拉得足够大。

有同学提到皮凯蒂的《21世纪资本论》，说这就证明“资本带来的收益会持续增加”。但这本书本身，就提供了反例，他的书的内容就表明：亚洲正在崛起。今天欧洲和美国操心的，就是他们的劳动者相对变穷了，而同时我们都知道，亚洲的劳动者变富裕了。过去上百年来，欧美才是资本的代表，但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，边际收益就递减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就递增。

在这里，让我引用一段周其仁老师今年初针对《21世纪资本论》的精辟评论：

“前两年一个法国人叫托马斯·皮凯蒂，写了一本《21世纪资本论》，关注的是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两极分化严重。皮凯蒂举证说，美国和西欧主要发达经济体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二战结束后显著下降，但从1980年代开始，特别是90年代以后，发达国的基尼系数重新掉头向上，回到历史高点。皮凯蒂认为发达国的资本所得太高，劳动所得过低，类似19世纪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的时代背景，即产业革命导致英国劳资矛盾加剧，出路只能是抑制资本（征收高额资本利得税），否则就是社会革命。

“我看过作者履历，他一直在法国教书，仅有两三年时间到波士顿做访问学者，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，尤其没有来过中国和印度。他是就发达国谈发达国，以为发达国就是世界经济的全部。但实际上，当今时代无论发达国还是发展中国家，都处在全球化背景之中。从全球格局看，收入分配状况是在改善——发达国的平均收入增长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在靠近。皮凯蒂在他的书里列出了这张趋势图，但他自己对此似乎没有什么理解。

“中国人就比较容易理解。邓小平提出‘翻两番’的时侯是1980年，那时中国人均GDP只有200美元。改革开放后，现在我们的人均GDP是七八千美元。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人均GDP是1万几千美元，现在也不过5万美元。以中美为例，‘全球’收入分配平均说来当然有了极大改善。这是为什么全球化值得坚持的原因。

“问题是单看发达国家，是另外一个故事。这位法国经济学家也不来看看中国农民、农民工开始能挣多少钱，现在能挣多少钱。他只看到发达国普通老百姓收入，相对于他们本国资本、科技精英的收入，占比降低了。”（摘自：周其仁，2017，“到处是黑天鹅，但这件事非常确定”，http://opinion.caixin.com/2017-02-15/101055373.html）

有同学提到，纳斯达克指数里最早的公司基本都被替代了。这个例子很生动。只要大家回顾一下，100年前，最有钱的人是姓什么的做什么的？50年前呢？30年前呢？10年前呢？今年呢？对照这个基本历史事实，我们再来看，市面上流行的“流动性固化”、“青年上升通道越来越窄”等说法，究竟是否与现实相符？在我看来，今天中国的青年人所享受的巨大机会，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

当然，一些过去很显赫的豪门、望族，甚至皇室，今天的后代也仍然富裕，但他们今天的富裕，有多大程度是在吃老本，有多大程度是由于资本具有以不停的加速度自我增长的本性呢？他们今天在社会中财富或收入的占比，是在加速增加，还是在相对缩小呢？东芝、丰田和索尼是日本皇室的产业吗？微软、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创始人，都姓洛克菲勒吗？不是说好了强者愈强、弱者愈弱、差距无限拉大的吗？

如果资本本身就具有“越集聚就越增长”的属性，也就是“2的平方， 加2的平方，再加2的平方（即12），一定比不上2+2+2之和的平方（即36）多”的话，那么人类早就把所有企业整合为一家企业，把所有资本集中到一个人手里，而社会财富已经达到无限了。然而，看来世界并不是这样的。

很高兴见到大家在“经济学社”里热烈讨论。希望我的回答，能为你提供参考。别忘了，咱们这儿可是苏格拉底式的课堂啊！

祝周末愉快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