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兆丰

你好，今天咱们开始一个新的单元，讲价格。

首先我要带你参观一场经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辩论，带你看一个热闹，让你欣赏一下经济学家讨论问题，是从怎么样的角度来切入的。

我们在开篇词里曾经说过，一匹骏马在很多比赛里面屡屡获胜，但是它对赛道的设计可能一无所知。我们许多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但是他对于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社会，是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制度安排的，人与人之间是怎么协调的，他们知道得非常少。

所以我们经常看到，有些人是非常成功的人士，在谈论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的时候，特别是谈到经济问题、谈到价格问题的时候，却显得非常幼稚。

我今天带你欣赏完这场辩论以后，你肯定能够缩短这当中的差距。

这场辩论是关于“经济是不是可以计划”的问题，已经持续了100多年了。从100多年前开始，在讲德语的那几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之间开始，延续到今天还没有结束。

1.人类的雄心：预测未来，推知过去

这场辩论分正方和反方，正方认为经济是可以计划的，哪怕当时暂时做不到，将来也一定能够做到。

他们的意思是，人和自然界一样，都会产生许多数据，都根据一定的规律行事，所以只要咱们掌握的知识——关于经济运行的规律——足够充分，然后咱们的计算能力也跟得上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对经济作出预测，对人类社会作出预测，甚至作出控制。

持正方观点的学者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物理学的巨大成功所鼓舞的。自从人类掌握了牛顿定律，开始运用牛顿定律，他们就能够非常清楚地、准确地刻画物体运动的规律。

比如说发射一颗导弹，你只要知道推出这颗导弹的力度、角度还有空气阻力，那么，你就能够精准预测这个导弹落地的位置。

这种成功是相当鼓舞人心的。人们越来越相信，只要掌握了数据，掌握了规律，人们对世界就有更强的掌控能力。

这种自信，最早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一位数学家兼哲学家拉普拉斯（Pierre-Simon Laplace, 1749－1827）。

拉普拉斯提出过一个“拉普拉斯假说”：

“你只要给我一个时间片段上所有分子原子的状态，我也掌握了所有分子原子运动的规律，那我就可以告诉你，世界任何一个时间片段上的分子、原子、人类社会、动物，以及自然界所有的状态。我可以推知过去，也可以推知未来。”

这就是“拉普拉斯假说”，你看人类的雄心，那是非常强大的。

当然，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物理世界有所谓的测不准原理。原子的运动是随机的，不是严格决定的，因和果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等等，但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。

但是人类要预测未来、推知过去的那种雄心，那种愿望你能够想见，所以二战之后，全世界有一半的国家，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。计划经济的支持者，是深受物理学的成功鼓舞的。

这种想法很自然，你看咱们在自然界能够通过物理学来掌握自然规律，那咱们在社会学界，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，通过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来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，从而预测未来。这种想法非常自然。

2.预测经济：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障碍

但是，这种想法只是一派观点，还有另外一派观点，也就是我说的反方意见。反方意见认为，人类社会跟自然界有许多根本的不同，所以人类社会是不可以预测的。

持有反方意见的学者不仅仅是经济学家，他们还有大量的哲学家、物理学家、社会学家等等。这当中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包括了米塞斯（Mises ）、哈耶克（Hayek ）、拉赫曼（Lachmann ）、柯兹纳（Kirzner ）等等。

他们主要生活在欧洲的德国和奥地利，讲德语的地区，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。

他们从1920年左右开始就互相聚会，互相见面，互相传授知识，互相影响，互相评论各自的著作，共同形成了一场运动。那就是反对正方的意见，要指出人类社会或者经济发展，为什么是不可以预测的。

这场关于经济是不是可以预测、是不是可以计算的大辩论，从1920年代开始在德语地区，后来到1930年代、40年代扩展到英语地区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这场大辩论，我们称之为“关于经济计算的辩论”。

反方的观点是什么呢？反方认为经济不可预测，因为在预测经济的过程中，人们会遇到3个不可以逾越的、非常根本的障碍。

3.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

根本障碍之一，是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以比较。这个问题挺深刻的，我们不容易理解，好多人，甚至是一些经济学家，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。

每个人对不同的商品，有不同的偏好，不同的个人估值。我喜欢苹果多于橘子，喜欢橘子多于香蕉。你可能刚好倒过来，最喜欢香蕉，然后喜欢橘子，最后喜欢苹果。

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偏好，一旦遇到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协调的时候，到底苹果重要还是香蕉重要？你用一把什么样的尺子来衡量呢？

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根本的观点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可以比较的。尽管人自己，每个单个人，他对不同物品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。

比方说，我们社会上有好几个人都需要木材：你需要木材，替你心爱的小狗盖一所小木屋；他需要木材，要替他的儿子多买几支铅笔画画；我需要木材，因为我需要取暖。

这3个人，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愿意放弃什么，但是横向做比较的时候，谁的需求更重要呢？

我们没办法判断，没办法权衡，没办法协调。

你会说，咱们能不能排个序，根据这个排序的结果，进行数学上的加总，那么我们就能看出社会上谁更需要什么了，这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吗？

经济学家会告诉你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每个人，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对不同物品的个人偏好的相对高低，但是横过来比较，你是不能计算出每一种物品，他们的效用的绝对高低的。

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：张三家的老大，一定比张三家的老二要大。李四家的老大，也一定比李四家的老二要大。但不能因此就说，张三、李四家的老大，一定比王麻子家的老二要大。因为很可能王麻子家的老二，年纪要远远大于张三家的老大和李四家的老大。

同样的道理，世界上有穷人和富人，我们问了10个有钱的人，他们都说苹果比番薯好吃，但是你能不能因此就说苹果比番薯重要呢？不能，因为对于第11个穷人来说，番薯要比苹果重要得多，因为他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。

所以个人的偏好，是不能做横向比较的。我们说，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。

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个人的高度计划和企业的高度计划，以及整个社会的无计划，这两种现象是可以并存的。

为什么？因为个人，他有明确的目标，他知道自己的效用所在，所以他会追求他自己心目中的目标；一个企业，要协同不同的资源，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也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去进攻。

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，每一个人的目标，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不一样，所以整个社会你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。

过去我们打仗，是单目标行为，你说把那个山头给攻下来，那么我们不惜一切代价，就把那个山头攻下来，这容易。

但是到了发展经济的阶段，你说我们要把经济发展起来，这话怎么理解呢？发展什么呢？是做面包还是做黄油？还是做大炮呢？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往哪使劲。

这是经济问题，这是计划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横向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，怎么才能知道社会的总目标应该是什么，这是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大问题。

4.数据不可得

计划经济的第二个问题，是数据不可得。前面我们说过了，在自然界，我们只要有大数据，掌握了数据和拉普拉斯假说，就能够预测。但是到了人类社会，情况可就复杂了。

第一，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，自己真正的兴趣排序是怎么样子的，有时候你问他们，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来。

第二，人家凭什么告诉你？时间挺宝贵的，人家不愿意告诉你。

第三，人们会误导你，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。比方说，咱们中国要做一个人口普查，这个普查的数据能准确吗？这取决于人们对普查目的的理解。

如果人们认为这次普查的目的，是要惩罚那些超生家庭的话，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低；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目的，是要给每家人口都分宅基地的话，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高。

统计的结果是随着人们的预期而变化的，这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“测不准原理”。

第四，很重要的一点，人会对你的预测本身作出新的反应。一个陨石要飞过来了，地球不会作出反应，但人会作出反应。你预测什么是流行的，就会倒过来，影响什么会流行。

第五，数据永远保存在不同的人那里，永远无法集中，所以要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，根本做不到。

当然，更有意思的是，我们都以为计划经济的官员会努力去做到，他会努力地去收集数据。其实还远远不是这样，官员本身有很强的惰性。

科斯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，他说，他曾经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过一段很短的时间，很多人都以为政府官员多多少少都会统计数据吧。他说，其实他们办公室那个电话从来就没响过，从来就没人报过数据。

5.奖惩很难恰如其分

计划经济遇到的第三个根本困难，是奖惩很难恰如其分。人总是会犯错误的，更何况是预测未来，那犯的错误可大了。谁来对正确的预测做出奖励，谁来对错误的预测做出惩罚呢？

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奖惩问题的话，人们就不能够及时修正他们对未来的预测，并做出调整。

人要认错是很难的事情。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错呢？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调整对未来的预期，从而更好地配置资源呢？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

课后思考

今天，我先给你呈现了3个难题，这是100多年前两派大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：

  1. 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以比较，你怎么解决？
  2. 数据不可得，你怎么解决？
  3. 怎么样才能适当地奖惩，让人们主动地调整他们对未来的预期，不会犯过大的错误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

欢迎你给我留言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